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人类学助理教授、耶鲁大学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助理馆长杰西卡·汤普森一直致力于提高调查的包容性，促进调查结果的传播。汤普森带领数百人的国际团队多次在马拉维组织实地调查，收集和分析有关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主题围绕调查对学术研究和现实世界的积极影响、调查后勤管理的复杂性、田野调查对当地社区和周边环境的道德责任，以及如何克服不同背景和条件的学者参与的障碍调查等，本报记者近日对汤普森进行了专访。
调查的直接经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调查对现实世界的积极影响？
汤普森：如果每个人都能接触一些人类学，甚至涉足调查调查，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探索我们共同的人性可以让公众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多样化和合法的生活方式嘉兴调查取证公司，而这种理解可以通过调查个人田野工作进一步加深。因为在调查中获得的直观经验和感受远比书本上的文字生动、真实。
对于那些不一定要继续走学术路线的年轻人来说，参与调查也能带来丰富的成果。我曾带领100多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到非洲国家马拉维进行调查考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从事人类学相关的工作。然而，根据我收到的反馈正规的私家侦探-让调查更具包容性，这次经历在多个层面上对他们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后来进入其他行业，他们仍然保持着全球责任感。
调查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也对当地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尽管研究经费紧张，但参与调查所地区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支持和帮助。例如，我参与的一个项目雇佣了许多当地居民进行挖掘和实验室工作，项目团队为他们提供工作参考、教授可转移技能并分享研究成果。鉴于调查资金的不稳定，我致力于为我工作的社区产生更持久和更有意义的影响，例如修复当地文化中心和向公共阅览室捐赠教科书。
调查还可以吸引公众的关注和财政支持，这对于提高人类学的认识至关重要。调查可以引起人们对栖息地破坏或文化遗址破坏等问题的广泛关注，但调查也必须小心，不要为新形式的破坏或利用创造机会。调查和后续保护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是调查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调查在识别和解决超出学科范围的问题方面可以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人类学家作为“大使”的角色。他们是有需要的地区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纽带，利用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来促进原本难以建立的联系。
促进实地调查范式和专业实践的标准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调查作为一种工作和研究方法，存在哪些实际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值得国际学术界关注？
汤普森：调查通常是在“不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的，通常是在严格监管的校园或其他机构之外。尽管调查有时发生在熟悉的社区或公园，但当人们谈论调查时，他们通常会想到偏远地区。这种类型的调查通常需要更多地考虑后勤问题。北美系统中人类学的四个分支的调查方法各不相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或语言人类学家经常单独或与少数团队成员一起进行数月甚至数年的研究。相比之下，考古人类学家的团队规模可能从几个人到几十人不等，他们的调查可能只持续几天、几周，甚至最多几个月。
作为一名研究人类起源的自然和考古人类学家，我经常在国际环境中领导由学生、合作者和社区成员组成的大型调查项目团队。团队成员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这种多元文化背景给团队管理带来了挑战和回报。野外工作期间，我们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个与日常学术工作完全不同的社交环境。然而，由于调查的地点和周围环境多种多样，开发普遍适用的调查范式非常困难。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参与或领导调查并没有统一的资格要求，尽管人们可以通过调查课程或实践课程获得一些资格。过去，调查通过非正式和非结构化的学习途径获得规划项目工作和应对挑战的经验，特别是作为实习生，他们可以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项目并获得经验。
近10年来，学术界的权力结构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骚扰和欺凌等现象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时有发生，但调查的特殊条件，如生活设施差、地点偏远、缺乏监管等，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学生尤其容易受到伤害，糟糕的调查经历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道路和心理健康造成损害。人类受试者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调查领导者遵循“不造成伤害”的国际原则来展示他们的方法，从而保护进行调查的社区和环境。最近，学者们开始将这种保护范围扩大到研究团队的成员。越来越多的个人、组织和机构正在努力使调查变得更加专业以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和福祉。
后勤保障是高质量调查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导致田野调查中调查问题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要消除不同背景、不同条件的学者的参与障碍？
Thompson：调查项目负责人不仅要完成明确的研究目标，还要确保团队成员的安全和福祉。规划和执行调查往往费时费力，特别是对于大型国际团队的领导者来说，组织协调任务尤其繁重。这常常迫使他们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无法完成学业任务，要么牺牲个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此，调查项目负责人需要制度支持，让更多学者更公平、更全面、更高效地参与调查。
在调查中，权力结构和政治博弈无处不在。团队领导者需要时刻了解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尽管处理人际冲突不是学者的专长，但在调查中制定处理冲突的策略至关重要。调查学习急救、越野驾驶和荒野生存等实用技能证据调查发展，这对让他们的团队感到更安全大有帮助，即使这需要额外投入时间和金钱。
调查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因资金有限、团队经验不足或项目负责人工作量过大而加剧。项目负责人可能觉得他们必须自己做所有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外包任务。现场调查资源不足可能引发的设备维护不当和设施安全问题，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值得国际学术界更多讨论。
实地教学往往是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培训当地人成为团队的一员外，许多团队成员都是处于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学生。他们不仅学习如何进行调查，还学习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合作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可见，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参与调查可以使整个学术界受益。不幸的是，在北美，广泛使用调查的学科往往只吸引相对同质的学员群体。他们通常能够抽出时间进行无偿调查，并且没有重大的养育责任或残疾问题。因此，尽可能降低参与调查的障碍应该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首要任务。
强化实地调查的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调查应该遵循哪些伦理原则？他们对当地社区和周围环境负有哪些责任？
汤普森：早期，人类学界错误地认为研究人员可以完全沉浸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只能充当中立的参与者或观察者。但事实上，任何新的利益相关者或活动的出现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即使是生态或地质性质的调查也不例外。因此，调查应该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将如何影响当地人民和环境。但很多时候，研究人员的优先事项与当地社区、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严重不匹配。
调查可能认为，将外部资源引入调查地区以获取和分享知识总是有益的，而事实上当地人可能更关心手头的问题。例如，马拉维北部发现的化石矿床因发现“马拉维龙”化石而闻名。虽然这种恐龙成为马拉维的骄傲，但它的发现与其发现地社区的发展需求脱节。普及恐龙知识的价值往往在发达和富裕地区得到充分认识，而发现地点附近的居民对这些史前庞然大物却知之甚少。他们希望研究人员能够帮助当地修建桥梁和学校，或者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增加当地收入。
在进行调查考察时，我始终记得保持中立。虽然我的研究主题是马拉维农村的古代历史，但我们的研究始终与当地社区紧密相连。居民们对调查感到好奇，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不惜一切代价，不远千里而来，只是为了看看挖坑呢？在马拉维，这种先入之见也是基于非洲历史上的殖民剥削。如今，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将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给富裕地区使用的情况。多年的调查告诉我，大多数人只是希望他们的意见得到尊重，他们的担忧得到认真对待。事实上，实地调查只需简单地询问社区居民的需求，而不是盲目提出要求或假设每个人都有与自己相同的需求。许多重要的对话会自然展开，并能成功找到问题的折衷解决方案。
尽管调查对社区的影响相对被动或中性，当地居民从中获得的收益通常远低于学者，但调查期望当地的个人和组织能够成为重点调查区域的长期守护者。无论调查的对象是自然资源还是文化遗产，只有让当地利益相关者从中获得更明确的长期利益，才能建立信任、互利的友好关系，实现重点调查区域的长期保护，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调查可能无法每次都提供桥梁或学校等基础设施，但他们可以通过广泛传播研究成果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如果调查的目的是获取知识，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确保当地社区、政府和广大公众可以公开、随时获取这些知识。
我认为与公众交流和分享研究成果应该成为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应该得到学术界的相应认可。早期职业研究人员面临着寻找工作和获得终身教职的压力，这使得他们除了寻求资金和发表论文之外几乎没有动力做任何有用的事情。如果研究者选择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益学术和社区服务上，学术写作的时间必然会减少。由于更“提取”的调查策略（更注重快速获取信息和数据的研究方法）往往效率更高，产生结果更快，因此整个学术体系倾向于奖励在地方层面投入最少的学者。如果调查要帮助更多学者成长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调查所在的机构就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多类型的投资、专业培训、后勤管理支持和劳动力认可。